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儒家德治思想缺陷解读
2005-11-2 11:19:24 移动通信在线
儒家的德治思路,体系完备,内容丰富,具有民主主义色彩,在维护中华民族的稳定统一,求治求善等方面,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,其优秀成分在现在和将来仍将继续发挥作用。但儒家的德治思想也有重大的缺陷,它停留在民本主义的阶段,不能做到以人为本,因而也就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社会的动乱,不能避免王朝的衰亡。

  在我国历代各种治国思路中,德治思想提出最早,论述最多,流传最广,影响也最大。德治思想是儒家学派的最基本的主张,也可看成儒家学派的代名词。

  儒家思想的主题:强调道德教化,修身为本,以德治国

  从现有的文献来看,德字在先秦的《尚书·尧典》中即已出现。原文讲:“曰若稽古,帝尧,……克明俊德,以亲九族。九族既睦,平章百姓。百姓昭明,协和万邦。”“俊德”即美德。能把高尚美好的品德发扬光大,就能使九族以内的人亲密团结,百姓安乐,万国友好,社会就会变得和善。在这里,明德的功能是使社会和谐。自此以后,“德”就成为重要的政治与伦理概念。儒家之所以将夏商周三代之治作为后世效法的王道典范,颂扬备至,就因为三代是“至德之世”。

  自西周初期周公(旦)提出“敬德保民”的治国思路,中华民族便逐渐形成了重德治教化的传统。殷朝灭亡后,周初统治者在深刻总结其教训的基础上,明确提出了“明德慎罚”、“敬德保民”、“以德配天”的思想,开德治之先河。

  提出德治思想体系、影响最大的是儒家鼻祖孔子。他有几句名言,可视为德治思想的圭臬。他说:“为政以德,譬如北辰,居其所而众星拱之。”“道之以政,齐之以刑,民免而无耻;道之以德,齐之以礼,有耻且格。”

  总之,在孔子看来,强力和刑罚是对人力的征服,德则是对人心的征服。从长远来看道德比行政和法律的手段更为管用。用法制禁令来治理民众,用刑罚迫使他们就范,民众虽然因害怕惩处而可以避免犯罪,但不知犯罪是耻辱;一旦法制禁令存在漏洞,或者刑罚有所松弛,民众还是会作奸犯科的。如果用道德指导教化他们,用礼仪来约束规范他们,民众就会明白犯罪是行恶,而自觉地纠正行为,这样就不会轻易犯罪了。靠行政和刑罚来治理,是消极的办法;推行道德教化,强调修身为本,提高民众素质,则是积极的办法。前者是对人们不良行为的治理,后者则是对人们不良心理的治理,是思想上的引导。从孔子始,强调道德教化,修身为本,以德治国,成为儒家思想的主题,一代代地延续、发展下来。

  儒家的德治思路,体系完备,内容丰富,具有民本主义色彩,在维护中华民族的稳定统一,求治求善等方面,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,功不可没,其优秀成分在现在和将来仍将继续发挥作用。但在笔者看来,儒家及其德治学说有几个重大缺陷,或者说重大弊端,致使中华民族在近几百年落后于西方资本主义,拖了中华民族发展的后腿。

  儒家德治思想的严重缺陷

  儒家学说自孔子开始,就鼓吹“学而优则仕”,宣扬“读书做官论”。把做官的好处说得很美妙,把务农做工的劣势说得很糟糕。即:“耕也,馁在其中矣;学也,禄在其中矣。”孔子还批评、嘲笑樊迟学稼是“小人”之志,不屑一顾。孟子进一步宣扬“劳心者治人,劳力者治于人”。中国官本位的思想很突出、很普遍,查其源头,就在孔孟的经典里。中国旧官场很讲究级别,官大一级压死人,讲品第,看官衔,论级别,搞了几千年,形成了官本位。这种官本位的思想残余到现在还在广泛地影响着国人的思维方式、工作方式、分配方式和价值取向。上个世纪50年代新中国开始实行授衔评级时,毛泽东鉴于授衔评级带来的矛盾,曾经诙谐地说:“男儿有泪不轻弹,只因未到评级时。”由此可见,级别对人生影响之大,人们对级别看得是多么重。

  宣扬“治国、平天下”,只引导人们做政治家,不引导人们做实干家。目标既高又大,流于空疏。不提倡当公仆,不提倡岗位成才,不强调敬业,误导学子几千年。《大学》先讲“修身、齐家”,然后讲“治国、平天下”,并把“治国、平天下”作为学子的理想目标。这就不仅是提倡做官,而且是提倡做大官。因为“治国、平天下”是皇帝宰相的事,是文臣武将的事。“治国、平天下”的目标固然很动听,很诱惑人,但是,几人能走到这样的职位上?绝大多数文人学子,只能干普通工作,能当个七品芝麻官就不错了,少数人能达到中级官吏,极少数人才能当上高级官吏。虽然“布衣卿相”不乏其人,毕竟岗位有限,即使在和平年代,通过九品中正制、科举之路上去的,也并不多见。如果正常的荐举、科举之路达不到“治国、平天下”的职位,那就只有走起义造反之路,做“开国元勋”,由社会底层升至权力金字塔的尖端。每次农民起义中,有那么多的文人参加,与此思想灌输当不无关系。人生能有几回搏,成则王侯败则寇。有幸进入官场以后,为了谋求更高的级别,赢得更大的权力,在政治舞台上发挥更大的影响,为了“治国、平天下”的宏伟目标,除了公开正当的竞争以外,还有背后非正当的竞争。在背后非正当的竞争中,各种阴谋诡计都可能使得出来,各种排挤倾轧都可能干得出来,告密陷害有之,借刀杀人有之,雇凶杀人亦有之,甚至骨肉相残,也在所不惜。把人民群众作为自己的垫脚石,信奉“一将功成万骨枯”。隋炀帝可以逼隋文帝退位,雍正皇帝可以将诸兄弟杀得七零八落。李世民虽然是一代英主,但上台掌权仍是通过杀掉亲兄弟、逼父皇退位的方式实现的。至于宫中才女武媚娘武则天,为了爬上去,实现自己的政治野心,竟不惜亲手掐死自己的女儿,借以嫁祸陷害皇后,以便取而代之。从最高权力到基层权力,层层都充满了争斗。整个封建官场弥漫着腥风血雨,充满着刀光剑影。以至南唐李后主,从小就畏惧权力争斗,想躲避政坛,但他处于特定的历史条件下,想不当皇帝也不行,“做个才子真绝代,可怜薄命做君王”。因无心治国,治国无方,最后落得个国破身虏、以泪洗面的下场。“问君能有几多愁,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”,就是他的晚景写照。甲申年李自成起义军攻占北京后,革命尚未成功,大敌仍在眉睫,而牛金星、刘宗敏等人却忘乎所以,准备做开国将相,这是导致大顺政权功败垂成的重要原因之一。至于太平天国,东王杨秀清为逼封九千岁,酿成“天京事变”,一场推翻清朝很有前途的农民大起义从此走向衰败。

  把“治国、平天下”的理想,作为普遍目标来提倡,甚至说什么“朝为田舍郎,暮登天子堂,将相本无种,男儿当自强”;“不为良相,便为良医”,好像做“治国、平天下”的将相很容易。这种宣传的确鼓励了少数人真的成为国家栋梁,但是却毒害了大多数人。它造就了许多眼高手低、志大才疏者,“舍我其谁”的自负者,造就了许多一屋尚不扫、侈谈扫天下的空谈家,造就了许多一不会种田,二不会做工,三不会经商,“两耳不闻窗外事,一心只读圣贤书”的老书虫,造就了许多以“窃书不为偷”、以知道“回”字有四种写法为有学问的孔乙己式的书呆子。这也是中国古代社会为什么政治家多、实业家少;经学家多、科学家少的重要原因。不提倡做实事、大事,只提倡做官、做大官,使许多学子沉溺科名,不能自拔,尽管“头白可期,汗青无日”,仍然皓首穷经,“不到黄河心不死”,以致终生一事无成。也有不少士子,“才也纵横,泪也纵横”,但生不逢时,终日抑郁,赍志而没。如果儒家学说提倡公仆意识,而不是提倡当官做老爷;提倡“做大事”,而不是提倡“做大官”,那么,中国人的人生观、价值观就可能是另外一种境界了!中国人的思维就可能是另外一种模式了!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也就可能是另外一部历史了!

  儒家的德治思路偏执于人的道德修养,重自律、轻他律;重教育、轻监督;重人治、轻法治;忽略、轻视制度建设。儒家从“人性本善”出发,执着地追求“内圣外王”,总以为通过修身教化,通过经典学习,可以“致良知”,可以做到“非礼勿视,非礼勿听,非礼勿言,非礼勿动”,可以做到“慎独”。认为君主和官吏的言行具有莫大的示范作用:“其身正,不令而行”。相信通过德治学说熏陶教化出来的大丈夫,能够做到“富贵不能淫,贫贱不能移,威武不能屈”,能够杀身以成仁,“舍生而取义”,“文官不爱钱,武官不怕死”(岳飞),更能做到先义后利,临财不苟得,临利不苟取,“老吾老,以及人之老;幼吾幼,以及人之幼”;“己所不欲,勿施于人”;“己欲立而立人,己欲达而达人。”认为通过“吾日三省吾身”,就能做到廉洁奉公。他们没有看到人性求利的本能,人性的多种先天弱点。这些本能和弱点,无数实践证明单靠道德是约束不了的,也是改变不了的。道德的力量是有限的。必须有对权力予以监督和制约,而且这种监督和制约又必须是双向的、平等的,才能防止好人变坏人,阻止坏人干坏事,避免官吏和政权走向腐败。由于几千年来一直未能走出这个误区,导致中国德治理论发达,而法治理论不足,政治文明进步缓慢,治乱兴衰周而复始,跳不出周期率,改变不了人治,直至近代,专制体制依然故我。

  儒家的德治理论重政治、轻经济,过分强调义利之分,片面要求人们舍利取义,克制私欲,清心寡欲,省吃俭用,安贫乐道,逆来顺受,以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。殊不知没有经济发展、经济实力的稳定,是暂时的稳定,表面的稳定,甚至是虚假的稳定。义利之分是必要的,也是儒家理论的一大特色,但后来却走向极端,把民众正当的基本的生活需求也作为“私欲”来反对、来限制。宋明理学甚至把“私欲”与“天理”对立起来,要人们“存天理,灭人欲”;寡妇不可改嫁,说什么“饿死事小,失节事大”,等等,简直到了“以理杀人”的地步。孔子把颜回作为安贫乐道的榜样予以夸奖:“一箪食,一飘饮,在陋巷。人不堪其忧,回也不改其乐。贤哉,回也!”可惜颜回英年早逝,未见其有何作为,有何贡献。

  儒家的德治思路有许多优点,但也有重大的缺陷,它停留在民本主义的阶段,不能做到以人为本,因而也就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社会的动乱,不能避免王朝的衰亡。要想跳出“周期律”,必须以人为本,走民主与法制之路,依法治国,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相结合。(刘峰)

来源:人民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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